缩小收入差距 浙江使出看家本领-最新消息

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郑亚丽

“乡村实现共同富裕还得靠产业，没有产业其他都是零。”“企业反哺家乡，如何形成长效机制？”……

(资料图片)

6月15日至16日，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”系列研讨第四期活动在绍兴市柯桥区举办。活动期间，来自11地市社建委的参会人员就缩小收入差距交流发问，在一些共性问题和探索做法之下，答案愈发清晰。

多视角展示示范区鲜活变化

研讨会上，一批承载特殊使命的单位走进大家视野——全省首批60个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名单发布，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代表还与智库单位、新闻媒体现场签约。

细看这批名单，包含村（社区），乡镇、街道（平台），企业，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机构五大类。社会组织比如萧山区“映山红”共富工坊、鄞州区银巢养老服务中心等，公共服务机构比如奉化区溪口镇畸山小学、龙湾区高新大道零工市场等。

记者了解到，各类观察点除因地制宜做好综合观察外，还可选取若干共同富裕领域的小切口开展专项观察，聚焦特定群体、产业、改革等，多领域、多维度、多视角展现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典型、具体、鲜活变化。

像这样从小切口探索共同富裕的，浙江有不少做法，就在5月底，浙江刚公布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三批试点。比如金华市家庭型医疗保障政策试点、嵊州市地方小吃“创富增收”模式探索试点等，聚焦某一领域的探索创新。

对比之中也不难看出，浙江首批推出的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，颗粒度更细，观察更全面。

“观察点可以为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，提供详实准确的观察结果和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。”浙江省委社建委专职副主任孙哲君介绍，比如对一个村来说，不光要观察它的经济发展情况，还要观察所有村民的收入、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等，不断地发现问题、总结经验，进而上升为制度和理论成果，在全省推广。

“感知共富的传感器、体制创新的孵化器、创新工作的助推器”。对于观察点的定位，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如是形容。

在他看来，通过观察才能体会百姓的冷暖，获知他们最真实的想法。此外，有智库、媒体等第三方观察者的加入，也有助于进行长期跟踪监测，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和总结，反馈给决策部门。

做大“蛋糕”也要分好“蛋糕”

收入分配是改善民生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。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最核心、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打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，率先构建以中等收入为群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。

两天的活动中，与会嘉宾讨论最多的，就是如何做大“蛋糕”、分好“蛋糕”，不断缩小收入差距。

好消息是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，浙江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。2022年，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跨入6万元门槛，达到60302元，其中城镇居民7.13万元、农村居民3.76万元，分别连续22年、38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。

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增收成效显著，2022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8899元，同比增长14.6%，比2022年全国、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高出了8.3个和8个百分点。

与此同时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。2022年，全省家庭可支配收入（按三口之家计算）在10-50万元和20-60万的比例分别达到74%和34.6%，比2021年分别提高了1.6个和4个百分点。

“缩小收入差距，不仅是一个分好‘蛋糕’、更是一个做大‘蛋糕’的问题。”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、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，分好“蛋糕”是主要挑战。我国城乡差距、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由来已久，要想分好“蛋糕”就要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等。他还认为，做大“蛋糕”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，比如加快经济增长、提高就业质量、增加高工资就业岗位、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等，都会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。

对广大乡村来说，做大“蛋糕”更为重要。在调研柯桥区兰亭街道谢家坞村时，看到当地发展起来的露营基地、雾耕植物工厂等旅游项目时，不少参会人员面露羡慕：乡村资源有限，能否实现共同富裕，关键看能不能把资源转化利用好，不断做大“蛋糕”。

构建先富带后富的体制机制

企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。在先富带后富的过程中，企业能做些什么？不少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慈善捐款。

相比较企业的一次性捐钱、捐项目，台州市椒江区委社建委专职副主任杨梦茜抛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：椒江民营经济活跃，如何让想要反哺家乡的企业，和当地形成长期互动的局面？

“要有公益心态，也要有商业手法。”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杨轶清看来，不让慈善成为“一次性”行为，首先企业要有回报社会的情怀，其次要能进行产业运营，两者兼备才能让企业家的“好心”成为细水长流的善意。

当然，这种播种“种子”的方式，会花费更多时间精力，也考验着企业家们的责任感和智慧。

不过，在本次入选的观察点里，潘毅刚就看到了一家企业的创新。在调研嘉兴南湖区的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时，他得知，公司不仅为应届毕业的产业工人提供安家费，还全额报销员工高等教育学费并返还至员工父母账户。“在我看来，这样一种分配激励创新方式，跟慈善的三次分配不一样，是把一二三次分配机制都贯通了，既极大增强了员工荣誉感和归属感，也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手段。这种市场主体自发的共富机制创新，显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持续性的创新示范。”潘毅刚说。

让先富带后富，关键是要构建一种体制机制。对此，《小康》杂志社华东新闻中心主任周宇认为，要统筹好政府的有形之手、市场的无形之手和百姓的期望之手，让三者形成合力。而在柯桥区湖塘街道兴华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沈建强看来，先富带后富的关键，是要把人才引进来，激活村庄的闲置资源和闲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沈建强自己就是放弃百万年薪回乡做“头雁”的代表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村里不断革新种植技术，在农田上创新菌稻轮作、高粱油菜花轮作等，探索出粮食创新种植新路子，从而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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